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将于1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从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三十七年后，中国的人口政策迎来第一次重大调整，此次调整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要求，也符合人口结构优化的社会进程。
根据2015年社科院的调查，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仅为1.4，远低于正常生育更替水平的2.1，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末端。随着建国后第一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已持续四年下降。反之2014年我国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比例14.9%，若中国不再提高生育率，老龄化社会不仅给经济造常沉重的负担，整个社会也将缺乏进步的劳动力和创新力。在十三五阶段提出“全面二孩”正是在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前的正确指导，因为“全面二孩”的主要目标对象是80年代，这一代人中有1.5亿的独生子女家庭，如果80一代不能生二胎，2010年代后的男女性别将继续不协调，后续年龄结构会保持失衡状态。
提高国家生育率的意义深远，从其他国家的经验而言，人口政策应当有的放矢，寻找恰当的措施方能保证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的市场出清。韩国的经验与中国颇为相似，20世纪60年代，韩国人口增长率在2.9%以上，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后，80年代人口增长率降至1.53%。80年代中期韩国采取更严厉的“一孩政策”，直至90年代末生育率已经降到1.7，彼时韩国的生育率开始持续低迷，政府从控制人口改为维持生育率，可惜21世纪以来生育率仍低于1.5，从此韩国陷入低生育的陷阱，社会老龄化压力非常大。比韩国、中国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国家是日本，其65岁以上人口数量是14岁以下人口数量的两倍，占总人口比例达到26%。俄罗斯与日本相同，从二战以来常年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收效甚小，直至2013年才首次出现人口自然正增长。这些都说明一旦全社会生育率低于某个水平后，再依靠人口政策来刺激增长已有些为时过晚。人口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非像经济上凯恩斯主义一样简单的二元论，低了就刺激，高了就抑制，也非像科学一样简单的排列，提前布局就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实现，经济的发展、地球资源的日益稀缺、个人对成功的追求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制约人口增长的因素。学者厉以宁认为人口老龄化程度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向变动关系，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会越来越严重，而十三五期间GDP增速将维持7%以上，科技创新和全球化趋势不断演进，跨文化交流和新媒体传播日益频繁，这些都可能带来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膨胀，从而导致年轻夫妇推迟生育计划。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除了带来养老金福利等财政负担外，还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其一，近几年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即将触碰“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流失与城市劳动力的富余将是一对突出矛盾。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仍未达到机械化和规模化的生产，而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农产业技术革新的一级传播者，有非常大的作用，此时农村流失劳动力无疑抽掉了农业革新的大部分人力资源。
其二，少儿人口的减少将打击一个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所谓“未来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还是你们的”指的便是世界的创新靠青少年一代来推动。
其三，我国城镇化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许多基建工程和基础设施需要在人口密集处布设，如果人口逐渐老龄化，未来的基建工程可能无法达到效益最大化的利用。
其四，从搜寻理论而言，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减少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搜寻成本和人力成本。
其五，人口老龄化会造成退休年龄的延长，2015年11月人社部已发言正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社科院等机构建议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退休年龄的延长将带来更多深层的问题。
其六，65岁以下的人口减少会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降低，尤其是教育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将受到较大影响。
“全面二孩”放开后，专家预计每年新生儿数量可达1900至2300万左右，从长期而言，这是解决劳动力困境的唯一途径，从短期而言，其蕴藏的消费力每年达到900至1500亿，直接受益的行业包括母婴医疗、奶粉、母婴生活用品、婴幼儿教育、儿童娱乐、儿童服饰等。总之，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是国家逐步放开人口管控的表现，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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