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会议再次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自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一词已成为中央系列会议中的焦点，说明中央领导层与各经济部门将之作为解决经济结构性转型的主要路径，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十三五期间治理经济、提升国民生产和扩大需求的主要出路。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下行，尤其到2012年后GDP增速更降至8以下，近年来金融危机与人民币逐渐升值导致出口减少、经济下滑，扩大内需已难有成效，而经济下滑的深层原因来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传统工业供需错配、房地产失衡发展、贫富分化等经济难题。在“互联网工业”时代，解决这些经济难题显得更为迫切，新一轮智能制造革命正在兴起，各中等收入国家正积极甩掉产能过剩的包袱，准备轻装上阵。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改变生产条件和环境，但归根结底是改变长期的需求状况，它从“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创新”等要素入手，最终这些要素的优化改革将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
首先，优化“劳动力”配置是前提，因为劳动力是组成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因素。从2011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2014年末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减少371万，如果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减少，未来生产将缺乏根本的动力。反之，2014年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人口老龄化将减少投资需求和消费欲望。因此，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是改革“劳动力”要素的主要手段，有专家计算，通过开放二胎政策将生育率提升至2%左右，十三五期间将多出生2500万婴儿，5年后消费率可提升1各百分点。然而，提升生育率能否落实存在许多现实困难，一是国家提倡生育已不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是否生二胎取决于年轻父母的价值观与经济能力。二是全世界的生育率持续低迷，201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现状报告显示亚洲各国生育率较低，中国大陆排名倒数第五，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列倒数四、三、二，其中北京上海发达城市生育率仅有0.7，即一个妇女尚达不到生一个婴儿的水平。三是，提高生育率应与医疗体制改革挂钩，无切实的福利保障和医疗设施，难以大幅提升生育率以及存活率。除了提高劳动力人口数量之外，降低失业率，改善就业环境也是优化“劳动力”的有利措施，但提高就业率的前提是改善劳动力供需的矛盾，提高满足企业专业口径的技术型人才。
其次，“土地”资源优化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户籍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经营权流转，这将有效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与加速推进城镇化。此外，推进城镇化速度还要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非城市居民享受住房补贴与购房优惠，扩大城市消费群体的基数。
再之，“资本”要素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节点，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的流动性可以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但如何在此过程中仍坚持去杆杠和淘汰过剩产能是一个难题。将资本从不良企业流转到成长型的中小企业不仅依赖银行信用的调整，更依赖金融体制的改革，而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改善企业生产环境另外一面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改革企业税制和电力价格等，在企业不景气之时，降低各项流转税无疑是雪中送炭。
“管理”要素的优化不仅指政府要简政放权，更重要的是国家管理部门如何配合市场规律当好调控的角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2016年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房地产去库存是经济的重心，“去库存”既是指解决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去化、调整一线城市房地产税的问题，也是指发布配套的户籍城镇制度的治理措施。房地产行业的失衡与泡沫已经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安全，但去库存将进一步拉低中国经济的增速，给供给侧改革带来一定的阻碍。当然，一些专家鼓吹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市场迎来断崖式下跌实属夸张，房地产价格的逐级下降将与城市人口红利的缓慢释放协调发展，人民币未自由化，资本市场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三辆马车的缰绳依然牢牢把握在政府手里，房地产的改革必将实现软着陆。
政府发挥管理职能的另一项经济工作是改革国企与清除僵尸企业，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国企改革是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第一二产业向新兴产业推移的重要一步，国家资源的重新分配将为“智能制造”与“互联网工业”创造优越的资本条件和研发环境。此外，僵尸企业占据大量金融资本也是金融市场不健康发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清理僵尸企业能有效规范政府的再分配，减少金融市场的投机氛围。
最后，“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其领域可涵盖企业创新、金融创新、文化创新等。随着李克 强总理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方针后，各省市开始积极举办创新创业大赛，用实际行动和丰富奖金来扶持优秀的创业团队和创新企业。然而，“创新”绝非口号，除了追求技术功能上的突破，更应该重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孵化。与国内需求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热的“海外淘”，2014年中国出境人数超过1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仅日本一地消费金额就高达60亿，如此巨大的消费力量背后是国民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与对国外一线品牌的青睐。企业创新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提高产品质量，建立知名民族品牌的过程，而创新产品投入市场后最终的成果将体现在需求侧的增长上。
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改革”与“一带一路”是共生的内外两种策略。供给侧改革从国内寻求新一轮增长的机会，而一带一路则从国外寻找资本互动的机会，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的基建工程为国内过剩产能找到一条有效的输出渠道，而经贸往来与投融资的资本交流也给国内金融市场的创新带来生机。总而言之，供给侧改革是一项动员全国资本与力量共同改革市场中落后产业与腐败机制的根本性措施，它是中国经济实现再次腾飞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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