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以来，虽然二孩家庭人口占比提升了不少，但是依旧有一些家庭由于高房价的经济负担等原因不敢生二胎。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华夏爱婴托育馆项目以完全成熟的姿态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父母们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带不过来的问题，只需要将孩子送到托育馆，专心自己的事业，托育馆将会给宝宝舒适的养育！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房价加重经济负担等原因，一些家庭在生二胎上还存在顾虑。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
国务院参事、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生二孩需要各种准备和环境，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释放。前些年累计的生育意愿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释放，预计2017年和2018年会有一个生育小高峰出现。目前还有一些配套措施还没有跟上，需要完善各种配套措施，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
育儿负担阻碍“二孩”落地
此前，国务院在《“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目前的1.5~1.6回升至1.8左右。不过，这一指标被列为预期性指标而非约束性指标。
马力表示，最近这些年的出生率确实相对较低，回到2是合理的，也是目标。从宏观来看，所有的家庭都生2个孩子的话，可使人口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但人们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时间、工作、成本等方面的考虑，生孩子的意愿有所降低。所以，“十三五”时期，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较为合理的。
杨文庄也表示，“十三五”是政策调整效应集中释放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波动，（但）这个判断我们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政策利好之下，一些家庭生育意愿得到释放的同时，也有家庭因养育负担等问题“不敢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和60.5%。
她们不敢生二孩
全国妇联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一孩家庭不敢要二孩。托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我不敢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今年都9岁了，她仍然不敢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养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没人帮带娃，累，不敢生第二个”，并不是陆女士一人的想法。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敢要二孩。其中，北京地区和城市地区70%以上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孩子上幼儿园以前需专人照料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比其他人群高出5—10个百分点。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托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无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个体因素包括家庭养育能力、成本效用评估，生孩子、照料孩子、上学花费，家庭成员时间精力的付出，特别是女性作为母亲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社会观念的影响，二孩政策对象以80后和70后末端人群为主，这批人生于或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生育观念新，可能更多地追求自由生活、自我空间，不愿做所谓“孩奴”。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妇幼保健资源和能力供给对家庭的配套支持服务，以及生育妇女的劳动和就业权利保障，如产假够不够长、会不会面临就业歧视等；还有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照护，成为二孩家庭一个棘手问题。“谁来照顾两个孩子？让日益年迈的老人带大一个继续带老二，还是找价格越来越高的保姆，或者是自己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生育家庭会面临很困难的选择。”杨成钢说。
然而，能支持家庭的社会化服务并不是很多。堆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引发妇幼保健建档难题。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成为打算要二孩家庭考虑的因素。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表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突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托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而女职工能享受的产假一般为半年左右，家庭承担着长达2年半左右的婴幼儿照料任务。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生”与“升”的纠结
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二孩政策配套，给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
调查显示，有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因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那又是3年，会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很可能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建议，要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远远不够，还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二孩政策配套，给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
“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郑真真建议，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存在针对夫妇生育的津贴和带薪休假制度。尤其是不少发达国家在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在超低水平后，纷纷指定不同部门或设立托育机构应对低生育陷阱的风险，出台各种形式的生育补贴政策，但由于应对过迟、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力或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差别，往往收效甚微。中国的人口发展轨迹与韩国、日本相似，只不过滞后10—20年，我们应当研究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杨成钢建议，我国人口工作应该向家庭发展转型，涉及人口工作的部门要齐心协力，转换思路，为家庭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服务，为二孩父母提供配套公共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生育成本。计生行政工作体系可以化身为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宏观上与社会发展对接，微观上与家庭发展对接，为每位育龄妇女提供制度、权利保障，让每个家庭发展得到有力的托育机构等社会支撑。
杨文庄指出，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增强了。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的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还有，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我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
“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许多家庭也由于这些因素在考虑推迟生育。”杨文庄指出，同时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就业歧视问题也有所显现。一些地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顾虑。
一方面，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加强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托育服务，大力推进学前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均等化，开展相关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建设，倡导家庭负责任、有计划的生育，摒弃重男轻女的陋习，把生育与养育教育结合起来，对子女的健康成长负责。重视家庭建设，尊老爱幼，夫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母亲。也要健全完善相应的服务设施，关心妇女儿童发展，营造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不过，杨文庄同时指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等措施，还在女性就业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进政策。但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有5年到10年的滞后，这也提示我国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加紧做、加快做。
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家庭在婴幼儿上的消费也在提高，从婴儿出生一刻开始，父母就开始花钱，二孩家庭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大家等候这个政策这么久，现在放开后，所有兴奋都一下子爆发，消费欲望也会瞬间点燃至最高。
（G3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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